俄国形式主义者，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认为，一切交流都包含六个要素：一个说者（addresser），一个听者（addressee）、一个传递于两者之间的信息（message），一组使这个信息可以理解的双方共享的代码（code）、一个“接触器”（contact）亦即交流所依赖的某种物质媒介，以及一个信息所指涉的“语境”（context）。这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一个特定的交流活动中居于统治地位：从说者的角度来看，语言是“表情的”（emotive），即表达心理状态的；从听者的立场出发，它是“动意的”（conative），即试图产生某种效果的；如果交流涉及语境，它就是“指涉性的”（referential）；如果它面向代码本身，那么它就是“元语言学的”（metalinguistic）(例如当两个人讨论他们是否互相理解的时候)；转向接触器本身的交流是“纯交流性的”（phatic）（例如，“啊，我们终于在这儿聊起来了”）。而当交流聚集于信息本身，即当词语本身，而不是谁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说了什么这类问题，在我们的注意中成为“前景”的时候，语言的诗性功能就占据了统治地位。“诗性活动乃是将对等原则从选择轴（the axis of selection）投射到合并轴（the axis of combination）”

"相似性（similarity）被添加于邻接性（contiguity）之上"

捷克结构主义者则比形式主义者走的更远，他们坚持作品的结构统一性：作品的各个成分应该被作为一个动态整体的种种功能加以把握，而在此动态整体中，文本的各种成分应该被作为一个动态整体的种种功能而加以把握，而在此动态整体中，文本的某一特定层面（捷克学派称之为“支配者”）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使所有其他层面“变形”（deformed），或者将其拉入自己的立场。

文学作品不断地丰富和改变着字词的给定意义，通过它自身的各个“层次”之间的撞击和压缩而产生种种新的意义（significance）。既然无论两个什么词都可以基于某些对等的特征而被并列在一起，这种可能性就是无限的。文本中的每一个词都被一系列的形式结构连到一些其他词之上，因此每一个词的意义都总是被“多重决定的”（overdetermined），都总是一系列不同的决定因素共同行为的结果。一个单独的词可以由于谐音或半押韵而与另一个词相连，等等。这样，每一符号都同时参加了若干不同的“聚合型式（paradigmatic pattern)或系统”，而这一复杂性又被种种“组合的”联系链（“syntagmatic” chains of association）——符号被排列于其中的那些横向的而非纵向的结构——大大增加了。

以上内容摘自《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作者特雷·伊格尔顿

简单来讲就是，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结构主义者们则致力于从语言中读取言语的结构，或者神话学中所说的原型。想要描述一条河流，首先就要辨认一条河流，但是因为人对河流的辨认方式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是强调人所处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换句话说，可以将语言和符号设置在特定的环节中进行讨论，这就是“场景化”（我自己生造的词），语言应该通往不同的地方，它应该是，也应该不是，从专断的社会结构规定的习惯中抽离出来，才能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在描述卡尔维诺的作品时，有时候学者们会用到“晶体”结构这个词，《在冬夜，有一个旅人》（翻译很多，我随便说一个），但是如果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晶体，文学依然是静止的，因为能够辨认出形态，只要不能获得形态，但是这个姿势已经足够了。

我还是很讨厌学理论的，但是我不学理论的时候感觉这玩意还有点用……